从文天祥的“粉丝们”说起
发布日期:2021-09-04 21:36 来源:未知 阅读: 次
人世间最大的痛苦,莫过于眼睁睁看着希望,最后一线希望,在眼前被摧毁。这种痛苦,超过死亡。
740年前,1279年的3月19日,在今天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,箭矢呼啸,大海燃烧,一场古代罕见规模的海战已近尾声。当凶悍的元军执刀跳过来,南宋左丞相陆秀夫见回天无力,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毅然投海,绝望中的十多万宋朝军民亦相继跳海……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宋朝,就此悲壮谢幕。
在元军战船上,此前被俘的文天祥痛苦地目睹了这一切。22249开奖现22249，4年后,经历了艰难的意志考验,始终不屈的文天祥在元大都(今天的北京)英勇就义。史载:文天祥殉难后数日,夫人欧阳氏殓尸,他的面目,仍栩栩如生。
文天祥死后115年,杭州府钱塘县,一个叫于仁的中年男子,做了一个奇怪的梦:有位衣着华丽的神仙,告诉他:“我为大宋奔走,却不能救大宋于水火,实在遗憾。我现在看到大明再过几十年,有亡国之忧,我不忍心我华夏民族再遭遇劫难,因此打算投胎来,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,以待他日拯救大明于水火。”这位神仙,很清楚地告诉于仁:他是文天祥。于仁吓坏了,赶快逊谢说,不敢当,但神仙转眼就不见了。
于仁从梦中惊醒后,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。他的儿子诞生了。于仁给孩子起名叫“谦”,就是“以志梦中逊谢之意”。这个故事,见于《先忠肃公年谱》,于谦后人所撰。
这个于谦,不是说相声的于谦,是在危险时刻扮演“关键先生”、堪称明朝“一代完人”的于谦。
今天看来,于谦系文天祥投胎,应该是其后人演绎,寄托了真挚的想象。但于谦绝对是文天祥的真粉丝,史载,于谦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,就像供奉自己于家的祖先一样,甚至比供奉自家的祖先还要虔诚。
于谦确实跟文天祥很像。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中说他,“体貌丰伟,美皙如玉,秀眉而长目,顾盼烨然”,绝对是一个超级美男子。而于谦也一表人才,相貌堂堂,器宇轩昂。正因为形象好,于谦刚刚踏上仕途,就获得了一次很好的机会:当时有个藩王朱高煦造反,被逮住后,皇帝让于谦代表自己去训斥这个逆贼。这一段,《明史·于谦传》上写得很精彩:“谦正词崭崭,声色震厉。高煦伏地战栗,称万死。帝大悦……”可见于谦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新闻发言人,声音洪亮,逻辑清晰,措辞精确,把想篡夺皇位的坏蛋骂得趴在地上浑身发抖,心服口服。于谦也因此脱颖而出。
但是,于谦能够名留青史,绝对不是因为他口才好。众所周知,人性最为幽深复杂,心里想的,跟嘴里说的,有时完全是两回事。在于谦那个年代,崇拜文天祥是件时髦的事,言必称文天祥偶像甚至说本人乃文天祥转世,能够为自己赢得不少加分——虽然很多人满嘴浩然正气,其实内心尽是厚黑；虽然很多人嘴里在称颂文天祥,其实所为完全是在效仿大奸大恶然而大富大贵如秦桧贾似道之辈。
所以,真正检验一个人的,不在于他说什么,而在于他做什么,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做什么。
于谦被后人崇拜的,是他在“土木堡之变”后,挺身而出,拯救了大明王朝。“土木堡之变”,发生在距今570年的1449年,当时一个既嚣张且愚昧的太监王振,忽悠皇帝亲征去塞外打仗,行军路线屡变,士兵疲惫不堪,结果被瓦剌(蒙古一部)乘机在土木堡(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)包围,明军仓促应战,一败涂地。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窝囊的一仗,20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,66位大臣(都是精英啊)战死,明英宗朱祁镇当了俘虏。这也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。
明军溃败的消息传来,京城惊恐,似乎末日来临。一面是挟胜而来的瓦剌骁勇骑兵,士气正旺,以为北京唾手可得；一面是留守京城的残余老弱士卒,惶恐不安,不知京城何日沦陷。实力貌似完全不在一个层面。怎么办?有人建议迁都,但时任兵部侍郎(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,作为兵部尚书的部长已在土木堡殉难)的于谦站出来,说:不可!
史载:“谦厉声曰:‘言南迁者,可斩也。京师天下根本,一动则大事去矣,独不见宋南渡事乎!’”此刻,于谦绝对是文天祥附体——当年,元朝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南宋时,宦官董宋臣对宋理宗说要迁都,没有人敢议论说这是错的。文天祥当时入朝任命为宁海军节度判官,上书:“请求斩杀董宋臣,以统一人心”。
不能迁都!中国虽大,但放弃了北京,后患无穷!于谦说服了大家,他不是一个玩嘴皮子的,接下来,他精心组织北京的防御,并亲自披甲出战,在城下击败了瓦剌大军,确实如他父亲梦中所闻,“拯救大明于水火!”
北京保卫战胜利8年之后,1457年2月16日,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,于谦被冤杀。《明史》评价他:“忠心义烈,与日月争光”。
无独有偶,于谦死后144年,在开封府祥符县(今天的河南开封市祥符区双龙巷),一个男婴诞生了,此前,他的母亲梦见文天祥来到她的屋里而受孕怀胎(见《明史·史可法传》:“妻尹氏有身,梦文天祥入其舍,生可法”),“可法”之名,即效法文天祥。
“托梦而生”,自然也有演绎成分,但无疑寄托着父母对他的期许。跟于谦的时代不一样,史可法出生时,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,亟须力挽狂澜之人。
1645年5月20日,在清军红衣大炮的轰击下,扬州城破,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平静地迎来了死亡,时年44岁。当时清军围城已久,明军分崩离析。清军多次劝降,史可法坚拒,殉难后,在乱军中连遗体都没找到……他一生崇拜文天祥,如果学习自己的偶像,要付出生命的代价,愿意吗?史可法,关键时刻,没做一个口是心非之人。
史可法的故事,广为人知。但在明末清初、山崩地裂之际,史可法不是一个人在坚持,而是有一个舍生取义的群体,其中很多人,均以文天祥为榜样。
傅冠,崇祯、隆武两朝的大学士,清军打来时,他已被弹劾致仕在家,因不愿投降,藏身于福建邵武一门生家,却被门生出卖,献给清军。清军将领很恭敬,劝降,坚决不从；再劝他先剃发,坚决不从。清军大怒,此刻站在死亡面前的傅冠,说出了一段话,至今仍荡气回肠:
临刑前,傅冠赋绝命诗:“幻影落红尘,倏忽成今古。名义重为山,以身弃如土。四顾环刀戟,辗转不得死。矢念终不移,皎日有如此。”史载:傅冠被杀时,血溅一地,久而犹鲜。围观的群众,潸然泪下,无不感佩他的忠义。
兵部侍郎袁继咸,江西宜春人,也是遭人出卖,献给清军邀功请赏。在九江,清军对袁继咸礼遇甚优,设宴招待,袁继咸就假说自己吃素,酒肉不沾。清军又允诺只要他愿意出面招降江西等地抗清武装,仍委以总督职位,袁继咸断然拒绝。囚禁期间,袁继咸欲自缢死国,被人发现而没有成功。清军将袁继咸押解北京,路上,他效仿江西老乡、南宋官吏、诗人谢枋得(字叠山)那样不吃不喝,想饿死以全节义,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。押至北京囚禁后,清廷仍不断以高官厚禄劝降袁继咸,他的一些门生已经入清为官,环绕而跪,痛哭劝降,均遭到袁继咸的严词拒绝。他仍旧戴明帽,着明服,拒绝朝见清帝。
一年后,清廷让他选择:是跪着生,还是站着死?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站着死。他给后世留下了慷慨激昂的绝命词:“大官好作,大节难移。成仁取义,前训是依。文山、袁山,仰止庶几。”“袁山”乃袁继咸自号。“文山”“袁山”并列,确实无愧。
今人很难想象,改朝换代之际,汉奸如麻,却也有这么一个群体,人人以文天祥为榜样,从容赴死:
张煌言,南明鲁王政权兵部尚书,坚持抗清,拒绝劝降:“宁为文文山,不为许仲平”(许仲平是金亡后仕元的一个官员),后被俘不屈而死。
杨廷麟,南明唐王政权兵部尚书,赣州城破后投水殉国。他自号“兼山”,意在以文天祥(号文山)、谢枋得(号叠山)两山坚贞不屈的气节为榜样。
瞿式耜,南明永历政权兵部尚书,在桂林城破后被俘,狱中多次拒绝劝降,赋诗明志:“苏卿绛节惟思汗,信国丹心止告天。”以苏武、文天祥为榜样,保持气节,以身殉国。
张肯堂,南明鲁王政权大学士,自缢尽节,死前留绝命词曰:“难赋《归来》如靖节,聊歌《正气》续文山。”表达了继承文天祥正气,为国尽忠的信念。
在今天,读明末清初一群士大夫效仿文天祥而纷纷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时,不由肃然起敬。在当年由北到南,满清铁骑狂飙突进时,这些士大夫的抵抗,是坚强然而无望的,但在他们坚强而无望的抵抗中,历史的天空下,始终有一首微弱却从未断绝过的主题曲,那就是文天祥的不朽文字:
什么是英雄?英雄不是投机者,不是利己主义者,不是锦上添花、皆大欢喜的人,甚至是不合“时宜”者,不为当时、今后一些人所理解者,譬如文天祥,一直在苦苦抵抗元军,但是,当宋朝皇帝、太后都投降了,最后的小皇帝也蹈海自尽了,所谓“忠君”,已经没有了对象,为什么还在苦苦抵抗?而且,蒙元铁骑纵横天下,苦苦抵抗,又有什么意义?
但文天祥就是在苦苦抵抗。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的后半段,读来令人黯然神伤:那是一个逆境中的男人,心力交瘁,疲于奔命,他既要尽力对外抵抗凶悍的元军,又要为应对内部无休止的掣肘而煎熬,历史的悲哀正在于此:无论宋末还是明末,即使大厦将倾,仍然免不了一伙内讧拆墙的人。换作常人,早就心灰意冷。但文天祥,还是在苦苦抵抗。他的身边,不乏追随者,大多是“力战而死”,“不屈而死”。
他的理由,写在牺牲后的遗书上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。”
文天祥追求的,是一个“问心无愧”!这四个字,常常挂在人们嘴边,也成为自我解脱、自我安慰的口头禅,但真正做到,能有几人?而去除个人恩怨得失,一心只为国为民,问此心无愧的,又能有几人?
于谦性格刚直,满心只想振兴国家,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、勋臣、皇亲国戚,憎恨他的人很多。在危难时刻,于谦能够挽狂澜于既倒；但是当敌人退去、危险消除,此前积累对于谦的怨恨,集中爆发,最终导致了他的冤死。处死于谦的理由,是“意欲”,与许多年前岳飞因“莫须有”而死,何其相似!
害死于谦的罪魁祸首,叫徐珵,当年因“土木堡之变”、瓦剌即将兵临城下而提出迁都南京,受到于谦斥责。后来此人换了个马甲,改名徐有贞,居然又混成了高官,但他跟于谦不一样,于谦出于公心,对事不对人,但徐有贞虽然换了名字,仍然耿耿于怀当年被于谦骂了一句,仇恨的种子在体内蓬勃生长,最终找了一个借口,置于谦于死地。
这就是英雄与小人的区别。小人不在乎“问心无愧”,当然,他们努力降低标准、突破底线,也能自我安慰“问心无愧”。但于谦是真正问心无愧的,就如他的诗句,如此契合文天祥:“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。
英雄,往往是悲剧的主角,诚如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所写的那样,“那些被命运高高举起、送入英雄殿堂的人们,无一不是以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跌宕的历史宿命碰撞”,在看似不可逆的大势之前,他们挺身而出,而不会给自己找理由、找借口。譬如史可法,当清军已重兵压境时,他还得费力调解明军的内讧,安抚那些飞扬跋扈的军阀,他身居督师高位,但守扬州时,“檄各镇援兵,无一至者”。他完全有理由溜之大吉:这个烂摊子,凭什么要我一个人来收拾?多么充分的理由!但他仍坚持下来,扬州城破前四天,史可法给家人捎上最后一封遗书:“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,至今尚未攻打,然人心已去,收拾不来!法早晚必死……太太苦恼须抚,四太爷、大爷、三哥大家照管……书至此,肝肠寸断矣。”
英雄并非无情,但世事已如此,英雄也如常人一样放弃,那还会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延续吗?
1935年,日寇即将全面侵华,国民政府先后从英国和德国进口鱼雷快艇13艘,组建为四个中队,分别命名为“文天祥中队”“史可法中队”“岳飞中队”和“颜杲卿中队”。
1940年5月16日,张自忠上将在抗日前线殉国后,忠骸运回重庆北碚,安葬于雨台山麓。墓茔依山而建,冯玉祥亲题隶书“张上将自忠之墓”墓碑,并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,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。
读到这些故事,感慨万分:中国人对英雄的崇拜,如一条无形而又坚韧的长线,贯穿于历史之中,正是破解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历经劫难而延续数千年的密码。
文天祥拥有很多崇拜者,而他崇拜的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。诸葛亮集智慧与忠诚于一身,力主恢复汉室,鞠躬尽瘁,后人常以他为自己行事的典范和楷模。南宋初年,岳飞拜谒武侯祠时,观竟至泪下,转侧难眠,心神激荡,遂笔走龙蛇,书《前后出师表》以抒胸臆,尝言“读《出师表》而不泣,则其人必不忠也。”成都的武侯祠,南阳的武侯祠及汤阴的岳庙,至今皆有岳王所书碑文拓本。
到了南宋末年,山河破碎,大劫将至,文天祥更对诸葛亮当年的作为感同身受,托古言志,抒发莫以成败论英雄,唯留丹心照古今之志。不朽名篇《正气歌》中,称颂《出师表》是“鬼神泣壮烈”,将孔明与齐太史、董狐、张良、苏武、管宁、祖逖、嵇绍、颜杲卿、张巡、段秀实等人并列,共为“凛冽万古存”的华夏先贤。
诸葛亮的偶像,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、乐毅,他年轻时,“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。管仲,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,受齐桓公重用,在齐国推行改革,使国力大增,然后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,被后人视为贤相的楷模。乐毅,战国时燕国的名将,燕昭王时,曾率军攻打齐国,先后攻下70多城池,得封昌国君,被后人视为武将的楷模。
在《宋史·苏轼传》中,有这样的记载:东汉范滂在母亲精心教导下,成长为一个不畏奸佞、清正廉洁的贤臣,后来为了道义,慷慨赴死,年仅33岁。千年之后,少年苏东坡听了范滂的故事,抬头仰望着母亲,问她:“自己长大后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,您愿不愿意?”苏母回答说:“你若是能做范滂,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?”
被誉为“大明第一牛人”的王阳明,他的偶像是东汉开国功臣马援。马援战功赫赫,年迈之际仍东征西讨,西破羌人,南征交趾,官至伏波将军,因功封新息侯,被人尊称为“马伏波”,老当益壮、马革裹尸的气概,甚得后人崇敬。
王阳明15岁时,出游居庸关,考察边关要塞,纵览山川地形,途中做了一个梦,去拜谒了马伏波庙,并题下梦中绝句一首:“卷甲归来马伏波,早年兵法鬓毛皤；云埋铜柱雷轰折,六字题文尚不磨。”41年之后,王阳明往广西平定叛乱,凯旋途中,拜谒了伏波祠,并作诗两首,题曰《谒伏波祠》,序曰:“此予十五岁时梦中所作。今拜伏波祠下,宛如梦中。兹行殆有不偶然者,因识其事于此。”